«中国妇女»

     2009年2月，我重访中国，35年前的1974年5月，我与菲利普∙所来尔思，以及罗兰∙巴特，弗朗索瓦∙瓦尔，马塞兰∙普林内一行 首次访问中国，被接待我们的中方称为“«如此»杂志访华团的同志们”。我们应该是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加入联合国以后接待的首批西方知识分子。就我个人而言，和某些可能的说法相反，这次访华并非是对当时现行的意识形态的绝对效忠。我想我的朋友们也一样，尽管各人情况不同。我不仅对中国的文化而且也对当时发生的政治巨变感到非常惊奇，作为我后来一直任教至今的巴黎第七大学中文系四年级学士，作为英国汉学家李约瑟著名的百科全书«中国的科学与文化»(即«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热忱读者，我极想找到如下两个(至少两个!)我认为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的答案：

1. 如果中国的共产主义和西方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有所不同，那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历史是如何缔造这谜一样的“中国式道路”？

2.中国传统概念的因果关系，神，女性与男性，语言与书写是否造成一种不同于基于古希腊－犹太－基督教传统概念的，特殊的人文主观性？如果是，这些主观经验怎么能够与我们普遍而多元的人类的其他文明相符合，相对立或者共存？

     你们可以相象这些问题对于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女子来说是如何又令人兴奋又难以解答的。因此，正是因为当时那种对现在以及过去的妇女解放的关注，我被我所遇到的，妇女和青年响应号召而攻击中共旧体制的“文化大革命”主导时期的中国现实所吸引，所以那次访华后我写了这本纪念中国妇女的书，此外这本书的中译本也即将出版。但同时由于顽固的苏联模式和刻板的官方言论蔑视个人和集体的思想自由，不仅使我几乎无法深入调查，甚至使我失去勇气：以致于使我放弃了继续我原本选择的汉学家的道路。回巴黎后，我主要致力于精神分析学，以及符号学，还做了母亲，但丝毫没有忘记我前面所提出的问题。这样巨大的问题，十七，十八世纪时，耶稣会士们就已经以他们的方式在天主教普世性范畴中提出，而人文科学和汉学则继续以技术性的和细致的方式进行探索，对此我至今还是非常着迷。

从我首次访华至今，很多事物都发生了变化，2009年2月迎接我的是一个新的中国，城市的摩天大厦取代了曾经风景别致的小街小巷中的简陋旧屋以及苏联式的廉租楼房。不再是当年统一蓝制服被鼓舞的群众，而是如今挑战全球化世界，甚至使世界感到害怕的多彩多姿，敢作敢为的人民。如果我的那些问题仍然存在，是因为它们来自一个本质的疑问，而当今现实使这个疑问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难以解决：全球化所导致的不同文明的相遇（注意我没用“碰撞”而用了“相遇”一词）的可能性，是带来重大的危机呢？还是由于相互借鉴和这种闻所未闻的互惠而带来有益的变化？

请允许我在此简短概括地重述一下这一“中国思想”（借用法国著名汉学家马塞尔∙格拉内一部巨著的书名）的几个要素，我本人更喜欢称之为“中国经验”，正如我在«中国妇女»一书中的概述，再加上中国的发展及其风险的“经济奇迹”，这些经验今天更让世界思考。当耶稣会传教士龙华民神父探究他所说的“中国人的宗教”时，（«关于中国宗教某些方面的论述 »，1701年），他认为中国人并不认识“我们的上帝”（即天主教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和圣灵），因为“天帝－上帝“只是“理”的一个象征，是“理”可以被感觉得到的性质或者事实：理是一种内在具有“运作”，“秩序”，“规律”，“行动”，“统治”， 也就是“因果性”的物质。这位博学的耶稣会士发现这种“法－理”可以导致赞同它的文人们走向无神论；而与此相关的各种“灵”与“神”只是一种专门为民众所准备的所谓的宗教，仅限于捍卫社会秩序的角色。此外，这种“物质内在的因果性”，即“理”，确保它所假设的两种极限的根本的二元对立性（空／实，生／死，天／地等）中两者的和谐，当然这两个元素之间毫无统一性，即使在它们的组合中这两者也始终处于分化状态。于是就出现一个问题：不存在统一性，什么样的真理能够产生呢？这种“因果性物质”能否揭示真理？相反地，莱布尼茨（1646－1716）的评论使这种内在的因果关系向一种创新的理性主义发展。在他看来，“理”是一种“和感知同时产生的敏锐微妙的实体”：“他们（中国人）通过被创造的生灵来揭示真理”，“因为可能中国语言中的这些生命，知识，权利等，都被认为具有人的品质（“上帝”自认为具有人的品质）。”莱布尼茨是否预见了一种中国式的人文主义？这位数学家，哲学家和微积分发明者根据耶稣会士的资料发现，“理”的“异质性”（物质 与／和 秩序）和“二元对立性”（实／空，天／地，男／女），有助于其归根结蒂而成为一种“远非笛卡尔式”的，让他感到震惊的，一种“纯（粹）理性”，这正是今天我们所认为的中国经验的特殊性：具体性，对生命逻辑和社会逻辑的永恒的关注，和与之不可区分的对自我的本体的关注。

因此出现了莱布尼茨本人在其哲学／数学思想中有所接触的另一种“存于世者”：任何统一体（包括男人和女人的统一体）都是一个力量与逻辑的无穷组合得以实现于其中的“弹着点”。所以在此我重提我1974年访华时已经提出的几个涉及哲学角度上的中国人权－和女权－的问题。这种“中国经验”和／或“中国思想”是否本质地与诞生于古希腊－犹太－基督教，包括介入的伊斯兰教交错的复杂历史的“可感知真理的自由个体”这一概念相悖？

中国的历史证实了这种担忧。但是，不正是根据这种中国经验所说的“与生命逻辑和社会逻辑不可分离的自我本体论”的个体，同时也显示出可以具有，在宇宙法则和社会矛盾更为广阔的和谐中的另外一种意义的“人的权利”？而具有这种意义的“人的权利”的前提条件是要展开“个体”具有意义的欲望和行为的复杂性，而正是这些具有意义的欲望和行为构成一个“个体”的内在，而这个“个体”总是在与周围环境中其他具有意义的欲望与行为进行交流。西方和中国最初相遇时碰到的问题确实正是“个体”之谜（因其无限可分性和复数性，“个体”须加引号）。虽然哲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其他专家学者一直致力于阐释中国经验／思想的特殊性，但还是必须等到十八世纪的感觉主义革命，认识论革命和社会革命，以及人文科学的进步，尤其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出现以后，这些问题才逐渐更加明晰。因为只有当阐释语言本身有能力探讨西方形而上学无法把握的那两块“大陆”以后，中国经验之“谜”才能够被理解。哪两块“大陆”呢？我想说的一方面是女性与母亲的特殊角色，另一方面是语言意义与音乐（有声调的语言）以及动作（身体）之间不可分离的从属关系。换言之，西方形而上学之所以难以理解中国的个体，是因为个体并不存在，存在的是每个实体中男／女的互补性；而且，一个意义或者一种语言的真理和它在有性别的身体中的穿越永不分离。中国家族延续关系的母系氏族制和入赘制的长期统治使中国的男性和女性对他们的“心理与性的二元性”（对母亲和父亲的依赖具有同等重要性），即“心理双重性别”(bisexualité psychique)确信不疑，这一点比其他文化，尤其是比父系氏族制占统治地位的西方基督教文化更强烈。更独具意义的是，尽管“阴和阳”在性别相异双方的两性中各有组合，但这种内在的共存并不消除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外在差异。它反而有利于生育的夫妻，同时给予女性的性享受一个中心地位，并赋予取之不竭的“阴性本质”。

至于有声调的语言，它先赋义于声调，后赋义于句法，在语言交流这种最佳社会契约中，它保留了母子关系早熟的印记（因为所有人类儿童都是先学会韵律，再学会语法，但是中国儿童使这些古老韵律的记载承载起社会化意义）。因此，有声调的优势使汉语保留了一种先于句法，先于象征符号（既然符号和句法是同时产生的），先于俄狄浦斯情结（即使声调系统只有在句法结构中才能完全得以实现）的特征。汉字本身最初是形象化的，然后逐渐风格化，抽象化而且表意化，并保留启发性，视觉性和动作性的特征（书写汉字不仅需要记忆字义，还需记忆书写时进行的动作）。这些因素属于比句法－逻辑意义更古老的心理层面，汉字可以被视为一个汉字思考主体永不分离的潜意识感觉仓库，一个演变，创新，复活的最佳实验室。

我之所以长时间重复这些很简略的基础知识，不只是因为我确信我在巴黎或者芝加哥的中国学生因为没有接受过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必要启蒙，所以没有意识到这些。当他们在法国或者美国大学里发现这些知识时，他们常常会感到非常快乐，以致于一些本来是来学习法国或者美国文学和哲学的学生改变课程而学习中国古典文化（书法，绘画，中国古代的亲缘体系，等等。）我这样长时间地陈述也不是要假设什么不同文明之间的价值等级。因为从我简单分析的这些心理结构模式中可以找到每一个模式的优势以及局限性。但是我认为有必要强调一点：在生产和再生产技术以及它虚拟的超速运行的压力之下，由于忽视了古希腊哲学以及重组后的犹太－基督教铭刻于欧洲“言语存有”所追求的精神内在性的“思想忧患意识”，中国模式的复杂性由于错误地去适应流行“模式”的机械组合而面临在自动化中停滞不前的危险。如同一面对称的镜子，与之相对应的，是那些颂扬死爱到极点的唯我主义，非实用主义和完整主义的各种主义的信徒，他们既窥视着各种组织，也窥视着被美式“肥皂剧”的消沉泡沫大肆宣扬的，应称之为西方“灵魂－与－性”（âmosexualité）的狂热信仰的边缘地带 。

以一种非结论性的疑问态度，我结束了«中国妇女»的写作，同时我坚信从共产主义极权制解脱出来的中国文化会给人类带来希望。我坚信汉字的书写会成为另种方式祈祷的继续，我坚信中国妇女能够发明或创立一种让她们有能力质疑信仰上帝和大写的人的古老欧洲的“心理与性的二元性”的政治成就，社会成就和象征成就。这就是我这本书的结局。我们至少可以说这种质疑正在进行。然而，尽管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全球化的近期发展却让我重新思考我的这种乐观态度。在我的形而上学侦探小说“拜占廷谋杀案”(法亚尔出版社, 2004年)中，我塑造了一个名叫小常，又名无限的反叛的中国人的形象。他反抗地球村飞速增长的各种腐败现象，各种宗派，各种黑社会组织以及各种欺骗操纵手段。他不仅不去适应这些罪恶深渊，反而希望作为净化者来净化这一切。最终，小常还是由于自身的脆弱而崩溃，并在精神病的折磨下，成为精疲力竭的西方社会中的一个连环杀手。小说的结局（我在此不向你们透露）并非如此悲观。因为，正如你们所知，一个具有千年历史的文化，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都不会被轻易毁灭。在这银行与炸弹的烟火交相辉映而昙花一现的2010年初的今天又如何呢？社会从未象今天这样被剥夺未来，人类从未象今天这样丧失思考能力。然而，现代和古代中国的研究在法国以及全世界比比皆是，同时，在欧洲总有那么几个人坚信我们能够达到共同的理解。

被丰富多彩的欧洲心灵所吸引，中国人把目光转向欧洲，因为欧洲的神话，欧洲人的生活艺术和思考艺术的升华能力，以及他们的美学经验和社会经验极具魅力。就是在这里我看到，尽管为数不多，一种对法国和对法语的强烈而真实的热爱确实存在。另一方面，不论他们如何迟钝，如何笨拙与失策，法国人以及其他欧洲人始终以严谨认真地对待“破译”中国经验之谜这一工作。也许中国经验对他们来说不再那么封闭，因为启蒙运动，人文主义以及精确科学和思想科学的新知识已经成功地使我们被他者的多样性浸透。与其使我们陷入连西蒙娜∙德∙波娃本人这样尖锐的才女也未能幸免的意识形态的狂热 …

本着互相借鉴，彼此受益的精神，我向我们两位获奖者致敬，我感谢选举她们两位的西蒙娜∙德∙波娃奖的评委会，我向今天接待我们的东亚语言文化中心的同事们真诚地表示我和你们的团结一致，你们的研究工作开启了和我们的中国同事们，今天和我们的中国女同事们共同合作的新前景。

朱莉娅∙凯思德娃 2009年12月26日

traduction de Sophie Z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