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中国 布鲁塞尔

欧洲／中国：交流指向

非常感谢组织者邀请我参加如此盛大的论坛，我应该向你们承认：我的四年中文学士学位当然不能使我成为汉学家（所以说我不是"专家"）；而且我也没有在座的各位文化和经济外交领域的杰出人士的能力。我是以符号学家，哲学家，精神分析家和女性的身份从两个角度来和你们探讨我们这次论坛的主题：

－ 在什么样的现实性和政治哲学中定位欧中文化相遇？

－ 在什么样的文化和政治方向的指导下，才能使今天的欧中文化相遇对合作的双方，欧洲和中国同样具有意义？

1。 在一种新的政治哲学中恢复文化的地位

潜伏于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之下的第四种危机已经被证实。事实明确表明：寻找那种无法找到的"另一种模式"和恢复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集体公约中的文化经验的地位，这两者是不可分离的。

媒体经常给哲学家们提问，所以他们没少关注这些问题。一些哲学家提出在生态系统中重新思考人类的状况，用改变生活来"改变生命"（斯罗泰尔代克）。而另一些哲学家则梦想重新创造"博爱"，好象在古拉格（前苏联劳动改造营总管理局）和犹太人大屠杀中"博爱"还没彻底崩溃（雷基斯·德布来）。甚至还有些哲学家用摈弃民主来和解人类与信仰狂热以及美学的关系（让吕克·朗希）。如果需要这么多的证据来证明哲学的猫头鹰回避斗争，在黑夜将逝的时候才展翅飞起的话，我个人认为为时已晚。

面对全球化发展，哲学的死路反而激发出创造一种新的政治哲学的必然性。当今的政治模式继承了霍布斯和洛克的思想，仅限于缓和或者激化两党联合组阁（左派／右派）的矛盾以及社会阶层的划分。不是因为"政治"无法回答这些关键问题而对它失去信心，而是应该看到它已到了极限。我想说的是：面对自然法则的迫切需要，个体独特的经验，信仰的需要和求知的欲望，政治行动需要一个能够让它重新找到灵感的新的呼吸器官。自然环境，健康，公民责任感，生命的极限，难以逾越的脆弱性，多种文化经验：为了能够思考，保护和发展由于民主的发展而将被普遍接受的复杂的生命迫切需要，我们需要在立法与行政之间重建政治空间。

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内和对外的文化行动正是一种探索中的新的国际纽带中最重要的一环，我这样给它定义：如何运用和通过多元文化来联合全人类（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开始制定的国际文化权利正是从中得以启发。）

请允许我在此提醒各位注意。联合多元文化并不是指在那种"多样性庙会"上将各种文化并列，把文化管理理解成普及各地的娱乐演出，各种文化互不理解，却如同在互联网上或上海世博会上一样随手可取。因为并不去思考对方的文化：不互相分析，不去建立互通的桥梁，不深度询问这个男人或者这个女人的精神生活。这样就会造成由于各种文化互相堆积在一种"政治正确"的宽容态度中而被平庸化的危险，这样既会失去各种文明的特色，同时也会失去它们之间互通的桥梁。我们应该有所警惕：结果就会导致"多样性的平庸化"变成一种的新的"根本性的邪恶"。这比"宗教冲突"更阴险，因为思想被沦为市场的"产物"，所以就更难摆脱这种局面，从而使得当前人类的自动化变得更加容易。

正是在明确了这一点上我们欧中文化相遇才具有其全部意义。为什么呢？首先因为正是在我们引以自豪但还远远不够的（顺便一提）欧洲文化这个复杂的大陆上才能反思这个造成文化自身平庸化的"演艺文化"，"文化活动"，"文化多元庙会"的问题。然后特别是因为中国和欧洲同样需要利用各自的文化特色来坚定各自的政治和经济自主权：通过对各自的文化回顾和"颠覆性重新评估"（尼采）的深度分析来冲破各自文化遗产的束缚。

在勾画我们欧中文化相遇的一个可行性施工草图之前，我先举个例子。

2。 宗教，女性，语言

1974年，我与领导"如此"团体的菲利普 ∙ 所来尔思以及罗兰 ∙ 巴特等一行首次访问中国：我们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后首批访华的西方知识分子。远非对当时现行的意识形态的绝对效忠，而是被中华文明所深深吸引，我极想找到如下两个（至少两个!）我认为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的答案：

1. 如果中国共产主义和西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有所不同，那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历史是如何缔造这谜一样的"中国式道路"？

2. 中国传统概念的因果关系，神，女性与男性，语言与书写是否造成一种不同于基于古希腊－犹太教－基督教传统概念的特殊的人文主观性？如果是，这些主观经验怎么能够与我们普遍而多元的人类的其他文明相符合，相对立或者共存？

我坚持认为当今现实使这两个本质性的问题变得更加迫切：全球化所导致的不同文明的相遇（你们注意到我没用"碰撞"而用"相遇"一词）的可能性，是带来重大的危机呢？还是由于相互借鉴和这种闻所未闻的互惠而带来有益的变化？

在此我简短概括地重述一下关于"中国思想"（借用法国著名汉学家马塞尔 ∙ 格拉内一部巨著的书名）的几个要素，我本人更喜欢称之为"中国经验"，正如我在"中国妇女"（1975年出版，我刚从在上海举行的中译本发布会回来）一书中的概述。中华文明和以古希腊－犹太教－基督教文化为基础的欧洲文明之间有三个不同点：－ 宗教，或是中国经验对超验性的吸收；－ 男女之间的关系；－ 语言在个人的构成中的位置。

－ 当耶稣会传教士龙华民神父探究他所说的"中国人的宗教"时，（"关于中国宗教某些方面的论述"，1701年），他认为中国人并不认识"我们的上帝"（即天主教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和圣灵），因为"天帝－上帝"只是"理"的一个象征，是"理"可以被感觉而得到的性质或者事实：理是一种内在具有"运作"，"秩序"，"规律"，"行动"，"统治"，即"因果性"的物质。这位博学的耶稣会士发现这种"法－理"可以导致赞同它的文人们走向无神论；而与此相关的各种"灵"与"神"只是一种专门为民众所准备的所谓的宗教，仅限于捍卫社会秩序的角色。

－ 此外，这种"物质内在的因果性"，即"理"，确保它所假设的两种极限的根本的二元对立性（空／实，生／死，天／地等）中两者的和谐，当然这两个元素之间毫无统一性，即使在它们的组合中这两者也始终处于分化状态。于是就出现一个问题：不存在统一性，什么样的真理能够产生呢？这种"因果性物质"能否揭示真理？相反地，莱布尼茨（1646－1716）的评论使这种内在的因果关系向一种创新的理性主义发展。在他看来，"理"是一种"和感知同时产生的敏锐微妙的实体"："他们（中国人）通过被创造的生灵来揭示真理"，"因为可能中国语言中的这些生命，知识，权利等，都被认为具有人的品质（"上帝"自认为具有人的品质）。"莱布尼茨是否预见了一种中国式的人文主义？这位数学家，哲学家和微积分发明者根据耶稣会士的资料发现，"理"的"异质性"（物质 与／和 秩序）和"二元对立性"（实／空，天／地，男／女），有助于其归根结蒂而成为一种"远非笛卡尔式"的，让他感到震惊的，一种"纯（粹）理性"，这正是今天我们所认为的中国经验的特殊性：具体性，对生命逻辑和社会逻辑的永恒的关注，和与之不可区分的对自我的本体的关注。因此出现了莱布尼茨本人在其哲学／数学思想中有所接触的另一种"存于世者"：任何统一体（包括男人和女人的统一体）都是一个力量与逻辑的无穷组合得以实现于其中的"弹着点"。

这正是人文主义和民主与中国接触时所遇到的问题的中心。

这种"中国经验"和／或"中国思想"是否本质地与诞生于古希腊－犹太教－基督教文化，包括介入的伊斯兰教文化交错的复杂历史的"可感知真理的自由个体"这一概念相悖？

中国的历史证实了这种担忧。但是，不正是根据这种中国经验所说的"与生命逻辑和社会逻辑不可分离的自我本体论"的个体，同时也显示出可以具有，在宇宙法则和社会矛盾更为广阔的和谐中的另外一种意义的"人的权利"？而具有这种意义的"人的权利"的前提条件是要展开"个体"具有意义的欲望和行为的复杂性，而正是这些具有意义的欲望和行为构成一个"个体"的内在，而这个"个体"总是在与周围环境中其他具有意义的欲望与行为进行交流。西方和中国最初相遇时碰到的问题确实正是"个体"之谜（因其无限可分性和复数性，"个体"须加引号）。虽然哲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其他专家学者一直致力于阐释中国经验／思想的特殊性，但还是必须等到十八世纪的感觉主义革命，认识论革命和社会革命，以及人文科学的进步，尤其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出现以后，这些问题才逐渐更加明晰。因为只有当阐释语言本身有能力探讨西方形而上学无法把握的那两块"大陆"以后，中国经验之"谜"才能够被理解。哪两块"大陆"呢？我想说的一方面是女性与母亲的特殊角色，另一方面是语言意义与音乐（有声调的语言）以及动作（身体）之间不可分离的从属关系。换言之，西方形而上学之所以难以理解中国的个体，是因为个体并不存在，存在的是每个实体中男／女的互补性；而且，一个意义或者一种语言的真理和它在有性别的身体中的穿越永不分离。

中国家族延续关系的母系氏族制和入赘制的长期统治使中国的男性和女性对他们的"心理与性的二元性"（对母亲和父亲的依赖具有同等重要性），即"心理双重性别"(bisexualité psychique)确信不疑，这一点比其他文化，尤其是比父系氏族制占统治地位的西方基督教文化更强烈。更独具意义的是，尽管"阴和阳"在性别相异双方的两性中各有组合，但这种内在的共存并不消除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外在差异。它反而有利于生育的夫妻，同时给予女性的性享受一个中心地位，并赋予取之不竭的"阴性本质"。

至于有声调的语言，它先赋义于声调，后赋义于句法，在语言交流这种最佳社会契约中，它保留了母子关系早熟的印记（因为所有人类儿童都是先学会韵律，再学会语法，但是中国儿童使这些古老韵律的记载承载起社会化意义）。因此，有声调的优势使汉语保留了一种先于句法，先于象征符号（既然符号和句法是同时产生的），先于俄狄浦斯情结（即使声调系统只有在句法结构中才能完全得以实现）的特征。汉字本身最初是形象化的，然后逐渐风格化，抽象化而且表意化，并保留启发性，视觉性和动作性的特征（书写汉字不仅需要记忆字义，还需记忆书写时进行的动作）。这些因素属于比句法－逻辑意义更古老的心理层面，汉字可以被视为一个汉字思考主体永不分离的潜意识感觉仓库，一个演变，创新，复活的最佳实验室。

我之所以长时间重复这些很简略的基础知识，不是要假设什么不同文明之间的价值等级。因为从我简单分析的这些心理结构模式中可以找到每一个模式的优势以及局限性。但是我认为有必要强调一点：在生产和再生产技术以及它虚拟的超速运行的压力之下，由于忽视了古希腊哲学以及重组后的犹太－基督教铭刻于欧洲"言语存有"所追求的精神内在性的"思想忧患意识"，中国模式的复杂性由于错误地去适应流行"模式"的机械组合而面临在自动化中停滞不前的危险。至于古希腊－犹太教－基督教文化模式，以世俗化的形式自认为是全球化时代的世界通用模式，我们已经看到太多的自高自大的危险，心理和性的恶性膨胀，"价值观"的丧失以及难以自我调节的经济，金融和社会的恶劣后果。

社会从未象今天这样被剥夺未来，人类从未象今天这样丧失思考能力。然而，现代和古代中国的研究在法国以及全世界比比皆是，同时，在欧洲总有那么几个人坚信我们能够达到共同的理解。被丰富多彩的欧洲心灵所吸引，中国人把目光转向欧洲，因为欧洲的神话，欧洲人的生活艺术和思考艺术的升华能力，以及他们的美学经验和社会经验极具魅力。我看到，尽管为数不多，一种对法国和对法语的强烈而真实的热爱确实存在。另一方面，不论他们如何迟钝，如何笨拙与失策，法国人以及其他欧洲人始终严谨认真地对待"破译"中国经验之谜这一工作。

3。我们的交流指向

"文化活动"在一种我认为是新版的邪恶平庸性，而我称之为"多样性庙会"中受挫，为了超越这种失败，我对欧中文化相遇的建设工地提出以下几个建议。

欧洲和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的任务正是要在我们的多元文化差异之间，定义和深化欧中文化交流指向，正如我们所要面对的两种文明的回顾及其国际现实意义。

1）什么是文化和国家身份？在欧洲，我们可以先创办一个欧洲文化学院，走向其他文化，邀请大家思考各自的文化以及与其他文化接触后可能发生的变化。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热烈高举启蒙时代留给我们的强有力的思想，尽管我们今天如此难以付诸实施，但这些思想是充满希望的宽容与开放的典范。

事实上，作为身份寻找诞生地的欧洲文化，一直都在不停地揭示身份寻找的无意义和它虽然无止境但是可能的超越。这是自相矛盾：一种身份是存在的，我的身份，我们的身份，但它可以无限重构和解构，是开放的和发展的 － 但是同时它给欧洲的整体规划，特别是给欧洲文化命运带来它使人困惑不安的脆弱性和强烈的敏锐性。与身份的现代崇拜对位的欧洲文化是一种可以无限再构的，开放性的身份寻找。正是在欧洲，身份不是一种崇拜而是一个思考的问题：在我们的中方合作伙伴面前提出这个问题，从而不仅更好地分析中国大陆内部的各个种族和国家的要求，而且更好地分析一个地理区域内和全球化内部的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要求。

国家和自由在欧洲范围内受到一次解析，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空前的重组。我们有能力进行发展吗？以至于让欧洲以外也能理解我们？以至于让中国也能理解我们？

欧洲语言的多样性正在创造出一些万花筒式的个人，他们不仅敢于挑战全球化强加于我们的全球通英语的双语化，而且一种新的类型开始渐渐崭露头角：一种多音复调的主体，一个通晓多种语言的多国多民族的欧洲公民。未来的欧洲人将是个独特的主体吗？因为懂三国语言，四国语言，多国语言而心理本质性地复数化？还是仅仅简化使用世界通用英语呢？在这样的前景下，中国将如何思考中国国内各地方言的问题，以及外语地位的问题，甚至思考面对全球英语的统治，能否在中国进行多种外语教育的问题？

国家，它的现实性以及对它的信仰崇拜，无论是好是坏，这是我们赠给全球化世界的欧洲历史的一个产物。纳粹的暴行使得我们完全有理由谴责国家。但是我们同时看到，无视国家身份会使人民处于一种民族消沉状态，从而导致一种紧张的国家主义的逆反运动。确认，重新思考和深化研究民族文化遗产，它的美学，技术和科学能力：这正是一个没有被充分强调的必需条件，尤其是没有被那些即刻持怀疑态度，把笛卡儿主义发扬到自恨程度的知识分子充分强调的必需条件。误解普遍主义和殖民主义犯罪感导致众多的政治家和观念学者，打着世界主义的幌子，不时地对国家犯下"细微的失礼"（季洛杜），导致"民族抑郁症"加深。欧盟与中国的相遇应该协助强调国家身份这一剂抗抑郁药的重要性和局限性，根据我们各自的经验，在一种多极执政的精神指导下为各国打开一个新的空间。

2）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使得两种文化模式的区别更加明显：欧洲文化和北美文化。为了避免一切误会，我首先明确指出这是关于在总体上无例外的，民主在享有特权的条件下经过制定和尝试着实施 的两种自由的概念。在我看来，这两种不同但是互补的版本的自由在国际准则和组织中同样存在，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其他人可能实践过但从未如此清晰地意识到，但是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1781）和"实践理性批判"（1789）中有史以来首次这样定义：也就是说自由不是一种否定的"约束缺乏"，而是一种肯定的自我开始的可能："自行起始"，"self-beginning », « Selbstanfang »,它仍然取决于一个原因：神性的原因或是道德的原因。我用推论法来阐述，在这个日趋被技术统治的世界，这种类型的自由逐渐变成一种适应能力，去适应始终是"自身"之外的一个"原因"，去适应某个人，某个主体，从此越来越少地适应一个道德原因，而越来越多地适应一个经济原因：在最好的情况下，两者兼顾。自由变成一种为适应生产和效益的市场，在因果关系交织中获取最佳结果和效益的自由。但是另一种自由模式是存在的，它也来自欧洲。它产生于古希腊的哲学中心， 以苏格拉底式，以及前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为中介而发展。这种本质的自由在一种对自我和对他者的放任，给与和表达的言语存有中展开，在这种意义上达到自我解放。这种自由被海德格尔在研究康德哲学的讨论中阐明（以"人类自由的本质"为题发表的1930年的研讨会）。重要的是把这种令人惊奇的与他者相遇的自由作为哲学的本质，以无休止提问来强调说明人性。这种自由观突出思考经验的独特性；溯源，重新创造，重新启示意义上的"叛逆"；个人创造性至上于一切习俗惯例。

欧盟试图建设的欧洲社会希望既要考虑到全球化的逻辑，也不因此变成自由放任的，常被认同为"美国模式"的自由主义。这种特殊性来自我们同时拥有这两种概念的自由的信念：一种适应技术发展和全球化市场的自由；一种强调突出可无限重构的，开放性的身份寻找，有利于独特性的，而与身份，经济或者科学的确实性和迫切需要相反的自由。每个男人和每个女人的这种任何团体无法与之类比的，不可消除的，内在的独特性，以及这种意义上的"天才性"；对构成人权基础和深层的这种独特性的展现和尊重正是欧洲文化取得的最令人惊喜的经验成果之一。正是要关心每一个具有独特性的主体才能使政治权益得以推广并且适应贫困群体，残疾人，老年人，同时才能在他们具有特殊性的私生活中尊重他们的性别和种族差异。只有这种对独特性的关注才能避免"大众化"多样性安排给他们的"自由市场"消费者的角色（但是谁会放弃呢？）

3）这种独特的自由的深化是通过各种宗教和精神修行对全球化的消费者的吸引来进行的。对宗教和精神修行的认识，分析和"颠覆性重新评估"，同样是欧洲和中国的首要任务。这个问题正在开始被理解，特别是中国的一些大学（上海的同济大学和交通大学）已经开始创办研究院探讨这些需要欧洲大力合作的难题。

4）同样重要的最后一点是，从目前国家的发展以及全球化背景下所有妇女解放的角度来看，在中国道家和儒家传统中，以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中妇女和女性的地位，给与中国妇女一个关键的角色。我很荣幸地作为国际"西蒙娜·德·波娃女性自由奖"主席，把今年的奖项颁发给了两位中国女性：公益律师郭建梅女士和纪录片导演艾晓明女士，她们两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妇女权益得以更好地实施而努力工作。这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妇女权益状况相比有多么大的区别！同时又还有多么漫长的路途要继续前进！母性文化，孩子的位置，还有两性互补精神中的政治和工作地位的平等，是毋庸置疑的中心主题。在这些问题上，中国经验和欧洲经验还应该更多地互相学习借鉴。

请允许我在此用一种沉重的语调结束我的讲话。在座的多位应该和我有所同感，我经常会对毁灭性的精神算计，人类的技术性自动化，自然生态的末日论感到绝望。我最近对中国的访问远远没让我消除这种怀疑态度。但是既不是一次世界大战，也不是一种新的信仰能够拯救我们。我们只能去创造一种能够给与文化相遇全部空间的政治哲学思想，能扎根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更好。我正是这样理解我们这次受"跨文化"启示而开展的欧中文化论坛的意义。我们的挑战并不是一种表面乐观而实际悲观的精神，它必须能够反击从四面八方攻击我们的威胁，我也希望它能达到我们两种不同文化的潜力的高度，我们今天不仅敢于面对它的威胁，同时也能够对它充满希望。只有在这两个前提下，才能创造出我所称之为的中国经验，面对它，欧洲以及全世界都屏住呼吸。

朱利娅·凯思德娃

精神分析家，作家，法国巴黎第七大学荣誉教授

法国国家经济，社会，环境顾问团顾问

翻译：索菲·张

traduction de Sophie Zhang EU-China High Level Cultural Forum